先生1958年开始写稿,基层干部,写的自然是春耕秋种,工作动态之类。1966年,先生调到县委宣传部工作,写稿勤奋,如鱼得水,不料十年“文革”一来,被打成了“保守派”,请到“五七”干校劳动,这期间,先生学过木工,遍山挖过草药。这样的苦难,如细雨一般,平均地洒在一代人的身上,可能是命里注定的,也算是对先生的超度罢。经历九九八十一难,方可见得真经。但等过了这重关,先生已经四十不惑矣。
“文革”后,进入另一种境地、另一种生活、恢复了工作的先生如沐春风,开始了真正的文艺创作。新诗处女作《彩船载宝飞向前》在《贵州日报》“类山关”文艺副刊发表,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先生大受鼓舞,勤奋耕作,一发而不可收。1987年,先生破格评得全区首批记者职称,是全区首批有中级职称的5名记者之一。次年,先生加入了贵州省作家协会,成了大方县第一个县作协会员,与名中的“贤”字,终于靠近了一步。先生感言:世上路路通,只怕人停步。
先生从文数十年,涉猎题材广泛,作品颇丰,有诗歌,小说,散文,报告文学,杂文,随笔、儿歌及大量的新闻作品和政论文章,共4000多篇,300多万字,见于全国29省市区数百家报刊。先生生于凡人家,活于凡人间,所思所想,自然与生活息息相关,走的是现实主义的创作路子。
先生成就至高者,当为杂文和小品。先生的大量杂文小品,均来自身边的人和事,看似信手拈来,轻言细语,但见地深刻,与那些海市蜃楼,不着边际,不干预当前社会现实的作家相对照,先生文笔幽默,往往以小见大,不泛不空,实为难得可贵者。《农村致穷道路纪略》、《功夫在诗外》等篇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杂文集》、《贵州杂文集》、《为某君肖像点墨》等十多种合集中。《功夫在诗外》对新时期某些人对文学的亵渎作了讽刺和发人深思的揭露。先生耿直,对腐败现象深恶痛绝,时刻不忘作为一个有社会良知的作家的责任,如在一篇叫《眼睛与嘴巴》的文章里,先生把某些人在“看”与“吃”上的丑陋嘴脸,揭示得一览无余。对穷乡僻壤存在的落后的群众精神状态,先生也提出了深沉的警示。《二老者的毡帽》这篇作品,把一个叫二老者的人因循守旧与其陈旧的“毡帽”联系起来,最后,因为事易时移,人们终于明白过去的旧毡帽不能于戴在今天的头上,“二老者”把毡帽丢进了火里,在《越位邪说》中,先生借跳球比赛中的“越位”规矩,批评了某些领导见不得别人“越位”(改革、创新)的现象,为敢于改革者鼓与呼,恳请“裁判”不要捆住他们的手脚,文章写得正当其时,有着现实意义。《贵州都市报》为先生开了一个叫“文字游戏”的小品文专栏,构思奇巧,嬉笑怒骂,意趣盎然,达五十余题,颇有影响。
先生的小说,有《老友请客》、《探病》、《换地》、《黄泉路上》、《陈后生进城》、《奖》、《姜大爷》、《一段往事》等,写的都是些平常人物,平常事情,乡土味浓厚。《探病》写的是金钱与感情的错位,《换地》暴露了改革开放年代农村经济发展的一些方面的阵痛,《老友请客》写的是一个忠厚的叫老友的老同志屡屡被人利用,自感和众人格格不入的悲凉处境,《陈后生进城》写的是一个叫陈后生的农民,指出改革开放后经济的飞速发展与滞后的人们的精神境界之间存在的不可忽视的断裂。有一种宗教说,人生来就是要承受苦难的,等到一口气咽了,便因果了结,摆脱苦果,但在先生的荒诞小说《黄泉路上》里,本来就遭受了人间折磨的主人公,在赴阴间的路上也还不得清静:受尽人间折磨终于死去的某君,终于咽下了最后一口气,认为自此便六根清静,万事了了,放心地走在黄泉路上,那知己念虽绝,人欲难挡,一路行来,其妻子儿女,亲戚朋友纷纷以某君之死为契机,向某君生前所在单位贪婪的要这要那。死了也还摆脱不了人间的各种纷扰,最后连死人也禁不住恼羞而怒,发出“我不死了”的感叹。魔由心生,恼从欲起,但是一个人苦尘缘未尽,虽已欲清,却也难避纷扰,逃不过命中劫数的。
先生的报告文学也颇有影响,《牧草青青》、《漆艺文化》、《挥舞银锄绘春山》等数万字的报告文学先后在《高原》、《山花》等刊物上发表,热情讴歌那些大山里艰辛的创业者们的不倦追求,反映新时代大广场上的弄潮儿的可贵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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