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善的弘扬，抑或土地的黄昏——读李犁长篇小说《沉年》
信息来源：本站发布    作者：周 航    阅读次数：12503    发布时间：2015-03-28

李犁，原名李卫国，湖北咸宁人，李犁是他上世纪80年代开始写诗时用的笔名。此兄为人憨厚坦诚、率性天真，敢言敢怒又时有几分痴狂。我曾笑其为人为文皆过于本分，从不投机取巧，总是踏踏实实而甘于无名。其对文学的坚守数十年如一日，笔耕不辍，时有收获，这种执著的精神实在令人钦佩。

与其相识，要上推到1990年初他大婚之时。其时兄二十有四，戴副眼镜，看上去潇洒儒雅、风流倜傥，极具诗人气质。当时他写诗已有多时，也算是融入80年代良好的诗歌氛围之中了。我与他以诗相识并成挚友，之后二十余年，交情从未间断而愈加深厚。不过，因各自谋生见面甚少，往往每逢春节狂欢数日，多年来几成定律。至今李犁已有多部诗集和小说集出版，发表作品也较为可观。我为他的成就感到欣慰。

现今李犁仍为谋生而漂外经商，每日凌晨五点必起床写作，三年坚持不懈，终成三十余万言长篇小说《沉年》之第一部《骚动》。李犁多年来一直担任农业局职员，以前在单位时经常下乡，他十分熟悉农村生活，这部小说是他满怀热情对乡村的一次绵长回忆和文学建构。他发来小说电子稿，嘱我写点什么，我自是不能推托。读完全稿，感慨良多，自认为该小说写得很是成功，可谓李犁的心血之作。据他言及，《沉年》以编年体史诗的形式来构架全书，从上世纪80年代一直写到新世纪，计划写百万字，可谓规模宏伟，野心勃勃。我乐意对他的这部长篇谈一些感想——

一

据作者所言，这部小说源于写父辈的冲动。这自然牵涉到一个写作主题的问题。父辈就像母亲一样，都是一个常写常新的文学母题。古今中外的父亲形象可谓数不胜数，精彩纷呈，相关研究也不在少数。《哈姆雷特》《俄狄浦斯王》中的父亲形象，经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类型的研究而走出了传统父亲形象的阐释。现代性的追求使很多经典文学形象的内蕴被颠覆，而得出人性深层诸如仇父、恋母一类的结论。李犁当然没有刻意从精神分析这个现代性意味十足的视角去塑描具体的父亲形象，而是对现实和记忆中父辈的纯洁、无私和不为名利的品质进行了符号化处理。其手法和内容却仍是传统的，父辈形象在小说中已成为一个无处不在又整体合一的符号。这个符号能指超出了父亲形象本身，而成为乡土中国以及一种更为泛化的民族性所指。这种做法实际上已成为某种潜意识中的动力，也即，作者心中的父辈形象已作为一种广阔的背景，甚至是作为一种能赋予作品生命力的能量而存在。所以，在我看来，《沉年》的主题建构是从现实中具体的父亲记忆升华到抽象的民族性、乡土中国以及人性的书写，最后又具象化为小说中人物群像的塑造和事件的勾绕。

主题指小说写什么内容，结构则是如何组织和容纳这些内容。结构在小说创作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它与语言一道构成了小说的形式。诗歌是“有意味的形式”，先锋小说也在形式上下足了功夫，正如“叙事的怪圈”指的就是形式上的创新。向西方学习的中国现当代小说，早就打破了中国古典章回体小说诸如“串珠式”结构、“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陈规。针对小说结构形式的重要性，甚至有了形式即内容的说法。就《沉年》这部小说来看，其结构整体而言仍属传统现代白话小说的模式。小说分为十三章，每章又分十几或二十多小节，每小节一千多到三四千字不等。每章都有一个中心事件，围绕这个中心事件每节又分别有多个不同的分支事件。整体来看，小说并没有真正的中心人物，也没有真正的核心事件，时间成为唯一的主轴。每章的中心事件和每节的分支事件，都成为时间这棵树的枝叶，树状结构简单而繁密，动态而多姿。尽管小说线索众多，同时多向推进，然而就小说的时空转换和画面切换来看，仍是收束自如的，没有分散凌乱之嫌。不过，这种结构也可能会冒一定的风险，如无法克服，则极有可能彻底崩溃。就当下创作而言，有中心人物和中心事件是占绝大多数，而且故事一般是紧紧围绕那些事件和人物来展开，这使得小说的结构紧凑而容易呈现一个封闭的圆。大多数作家是不愿去冒“散点透视”或“人物群像”式的叙事风险的。李犁在《沉年》中却这样做了。对这种结构，我们自然会想到老舍《茶馆》人物展览式的结构，也即没有绝对完整的情节线索，也没有贯穿始终的矛盾冲突，情节的发展要靠众多人物的活动来带动。纵观当下的小说创作，李犁的小说又是异类的，但如果我们结合《茶馆》的模式再来考察李犁的小说结构，我们又无法去否定它。李犁的冒险一方面没有流俗，另一方面却又是有根有据且符合他史诗式叙事的初衷。

李犁写诗的背景大大提高了小说语言的精纯度。在我看来，他小说的诗性语言具体表现为：第一，由于作者是以父亲为整体意象来结构全篇的，所以作为一种符号化的现实再现，其隐喻性功能大大增强，再加上时空跨度很大，终令其史诗的品质得以彰显。第二，诗性的语言也表现在结构的安排上。每节都简短精炼，尽管每节叙事容量并不显大，然其却有丰富的想象空间，这无形之中迸发出某种诗性的张力，并使各小节之间如诗行一般显得颇有层次感和递进的跳跃感。这本身就是诗性语言的另一种表现，其中的诗学折射有明显的光感和色彩感。第三，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既然是小说的叙事，就必然对现实中的日常生活有较为详尽的描述。在这点上，作者确实做到了，而且做得不紧不慢，张驰有度而有条不紊，这也正如诗歌中所表现出来的节奏感，从而将小说所表现出来的日常生活审美化了。第四，乡村的诗意。我认为李犁的这部小说带有乡村挽歌的意味。挽歌即诗。整部小说的用语，都充满了浓郁的乡土意味，这不仅表现在用最质朴的语言来表现乡土现实的物质外壳上，更为重要的是，作者的写作姿态和意趣充满了对乡村的热爱、眷恋、赞美、歌颂、忧虑和关爱。小说虽然常将目光投向以县城为代表的城市，但其终是作为乡村的陪衬而存在。故而，小说饱含田园诗的格调。值得注意的是，为了强化乡村的特质，小说贯注了大量乡俚土语，连许多人物都是以乡土味十足的绰号来命名的。最后，语言的诗性。这点表现在两个层面上：其一，语言本身的诗意。小说忌过多的抒情，作者明显意识到了这点并力避故作抒情之态，而是在语言的直接应用上巧用简洁而意蕴丰满的词语，读来确实可感受到字里行间所透射出来的画面感和诗情。其二，句式结构上作者几乎不用一个长句，无数个短句点点滴滴，如大珠小珠般诗性的音符，字字句句力求撞击读者的心灵，让读者感觉不到繁累而在不知不觉中读完全篇。如此简约的词句用语，不是诗的语言又是什么？总之，我觉得这部小说的文字是成熟老辣、诗意盎然而又别具一格的。

一部小说成功与否，其标准之一就是不妨读后先冷却一段时间，再回头来看小说中的人物是否还活在脑海中。对李犁的小说我有意做了这个试验。当我时隔三周后，再回想小说的故事脉络，我惊喜地发现，小说中的众多人物仍然在我的脑海中鲜活着。我清楚记得三类人物：一是以猫仔为代表的年轻人群像。除了猫仔还有：暴眼、田甜、马文娟、灯盏、木锤，等等。作者在塑造这些人物时，很明显地突出了人物各自的特征，如果结合小说的情节发展，他们中的每一个因其性格的不同确实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比如猫仔的憨诚独立、暴眼的仗义守信、田甜的透明纯真、马文娟的泼辣率性、灯盏的柔情抗争以及木锤的敢爱敢为，这些人物没有一个是绝对核心的主人公，但都服从于整体叙事的需要。如果非要找出一个主人公，那只能是猫仔。诸多人物都围绕着他，虽各有命运走向，但都指向同一个时代，同一个乡村。二是以吴铁头、谢长根、邓副县长、季友年、庚庆村支书等为代表的清官形象。清官形象的塑造并不算创举，这一形象实际上也是中华民族的一种集体无意识。《沉年》的清官形象整体上看来，仍未超出清正廉明、为民请命的内涵。然而，李犁笔下的这些清官，从县政府的县长到行政村的支书，都是最为基层的、接地气的小官。作者并未强行描写过于理想化和戏剧化的清官，而是围绕革命本职工作、社会转型时间的农村工作、官场的正邪对立以及基层官员与农民的鱼水关系等方面来展开。这既从另一角度弘扬了人性善的宗旨，又形式化地衬映了中国“土地的黄昏”背景中的人文风景。三是伴随改革开放步伐而存在的一些反面人物，比如余县长、秦局长、公子哥季风、张文革，等等。这些人物的性格塑造也是较有特色的，可以说，基本上都脱去了扁平化的通病。他们的存在，作者一方面也是意在弘扬正气和人性善，另一方面即使是在描述他们的阴暗和丑陋，但却表现出人性的复杂和丰富性。比如说秦局长对灯盏的觊觎和对豆子的侵犯，表面乐于助人、积极上进内心却龌龊不堪的张文革，等等，都写得真实可信、如在眼前，极具生活的底蕴。作者在其他人物的塑造上也算可圈可点，譬如漂亮却命运坎坷的钟晴、“暴眼”收留的女扮男装的流浪儿“丝瓜”，他们都能让我过目不忘。总之，作者在这部小说的人物塑造上，虽然没有一个最为核心的主人公，然而围绕着一个个中心事件，却给我们留下了难以忘却的人物群像。这种集束式人物塑造的手法，产生了一道汹涌而至、不可阻挡的叙事魅力，常常给人以爱恨交加的情感奔突和宏伟的时代想象。

二

巴尔扎克在《乡村医生》里写道：“一个崇高的灵魂是从所有的举动中透露出来的。”我之所以拿巴尔扎克来说话，是出于两个原因：一是李犁写的是乡村，而且主人公之一猫仔后来乐意在乡村做一个兽医，这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二是关于“崇高的灵魂”。《沉年》尽管有不少阴暗面的描写，但终是作为崇高灵魂的陪衬而存在。整部小说，高扬人性善的主旋律，从头到尾都浸透着一股人性的真善美，用时兴的话来说就是这部小说充满了人性的正能量。巴尔扎克所说的“崇高的灵魂”和“所有的举动”，如果从作者这个层面来讲，这成了考量作家写作姿态美丑的试金石。李犁的写作初衷和写作实践的过程，都在标举人性善，这是不言而喻的。从小说中的系列人物来看，主要人物的所有举动，也无不是在与作者的心灵息息相通。由是，李犁的小说天地是以人性善为脊梁的。对于读者而言，小说的正能量又能激起净化灵魂的正面效应。也就是说，这部小说，作家、作品、世界和读者四个层面形成了一个封闭的自足的体系，而且这个体系形成了一个良性的循环，平静中贯注着一股爆发性的力量。

文学作品写人性善有着深厚的宗教、哲学基础和传统浸染的力量，无论中西方，概莫例外。但凡宗教，都无不以宣扬爱为核心，西方文化源头之一的基督教如此，佛教和伊斯兰教也不例外。左右中国历来的伦理道理的儒教思想同样如此，中国传统启蒙教材《三字经》开篇即有“人之初，性本善”，这是弘扬人性善的最简洁的宣言。古今中外的文学传统，也无不是标举人性善的。人性向善几乎成为人类共同的旗帜和纲领。李犁的《沉年》传承了这个传统，把书写人性的真善美作为他小说创作的主心骨，这是读这部长篇最大最深刻的感受。具体而言，无论是质朴的民风、对忠贞美好爱情的追求，还是平民义举的描写和清官形象的塑造，都无不紧紧围绕着人性的真善美来逐层剥现的。

这部小说透散着浓厚而质朴的民风。对民风的真切呈现显示出作家对乡村和农民的熟悉程度。无论是以猫仔的父亲——村支书庚庆为代表的老一代农民，还是以猫仔、木锤为代表的年轻一代，都一脉相承地散发出乡村人的质朴和善良。有一些人物描写是十分感人的，比如猫仔和灯盏对小狗的呵护爱怜，木锤对受骗失身于公子哥季风的梅子的重新接受，灯盏的洁自爱、敢爱敢爱与独立勤劳，村支书庚庆的一心为公和无上的责任心，豆子的善良柔弱……等等，这些都温和地构成了一幅生动逼真的乡村人物画卷。在这些人物身上，无论从哪个层面上讲，我们都能感受到乡村农民的善良品质和作者崇高的人文关怀。在这些人物当中最为突出的应是村支书庚庆及其儿子猫仔。庚庆为了筹集修桥费用，组织几十村民进城做掏粪工，但后来他历尽艰辛讨薪半年多，这个过程一波三折，充满戏剧性。开始是党员集体不领工钱，后来其他村民也断然拒绝接受庚庆快要饿死累死病死带回来的工钱，最后他回村倒地的情节把筹钱修桥事件推向高潮。也使得淳朴的民风在这里得到了一次升华。猫仔的经历则充满理想化的色彩，也寄托了作者对新一代乡民的希冀。猫仔没考上大学，先后在政府部门、绵纺厂就业，但转了一大圈最后甘愿回归乡村做兽医。猫仔看似不适应这个时代的发展，也不符合社会转型时期新青年的主流形象，但他对农村的深深眷恋以及他独立正直的人格，却打上了乡村淳朴民风的鲜明烙印。

乡村爱情是怎样的？我很欣慰在李犁这部小说中看到了真实可感而又有着向现代城市文明过渡的乡村式爱情。小说中对爱情的描述大大丰富了小说的内涵，同时也大大增强了小说的可读性。真实的人性描写中是不能缺少爱情的，它尤如机器的润滑油、食物的调味剂、春天的鸟语花香。小说中的爱情描写可说是比较丰富多样的，这也从不同侧面揭示出了人性善的一面。

相对而言，古老乡村相濡以沫式的爱情小说只是将其沉淀在日常生活之中，比如猫仔父母、灯盏父母之间的爱情。我们甚至不能说那就叫爱情，乡村只有相扶相持相伴一生的男女，到死都忠贞不渝的牵挂，乡村人不知道浪漫为何物，然而却给了我们传统美德的震撼。小说中出现多次灯盏父亲携带妻女为乡民义务说书的情节，以及说书人死后其妻的悲恸之情，读来无不为之动容落泪。与此类似的还有农民出身、曾经是战斗英雄的吴铁头的夫妻生活。还有乡村干部季友年为人刚正、感情上忠诚不二、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曲折经历。季友年在没有离婚前，尽管对钟晴爱之切切却从未越轨。季友年与钟晴的爱情描写是这部小说的亮点之一，十分令人感动。季友年多年如一日思慕上海来的女知青钟晴，对这份感情他最终将忠贞付诸行动。在钟晴被儿子季风整疯后来接回上海后，他不远千里、排除一切困扰前去照顾，在那里他们也播下了爱情的种子。其中钟晴这个人物描写也十分生动成功。她漂亮有才艺，然而她又是十分善良的。她为了不给爱的人添麻烦，忍痛将他赶走甚至走到轻生的一步，但在生了小孩后又不顾一切送回老季的骨肉并与他生活在一起。小说中这一节读来令人心头起伏，久久难以平静，人性善也在此得到了升华。其中有一个象征性的细节颇有意味。在季友年与钟晴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在正月十五喜结良缘的婚礼上，十恶不赦的儿子季风可谓良心发现，真诚地送来了祝福。这充分显示了爱情力量的伟大和人性善的胜利。

与老一辈爱情相对的是，农村新一代青年的爱情除了忠贞和善良之外，又增添了由社会变迁带来的异质成分。这不仅真实可信，也给社会变迁中的人心装上了一面镜子。猫仔与灯盏、马文娟、田甜之间的感情纠葛，几乎可成为小说一条叙事的主暗线。简单来说，猫仔与灯盏发生关系，这寄予了一个少年在青春期对美好的爱情和性追求，这是本能的、基础的爱情层次。灯盏不幸福的婚姻让她对猫仔产生了好感，从未有过性生活却已婚的成年女性，也就把感情倾注到她喜欢的少年猫仔身上。尽管这带有利比多驱动的成分，但我们仍可看到人性善的一面。因为他们的性是建立在感情基础之上的，二人绝不像季风那样的放荡之人。这从猫仔对马文娟的冷淡，灯盏对行管局秦局长的断然拒绝并放弃一切外出谋生这些事中都可看得分明。但由于年龄的差距和其他原因，他们之间的爱情又是不现实的，甚至是虚幻的。他们的爱情最终只能珍藏于心底了。

猫仔与马文娟的爱情是暗喻着现实的。猫仔在整部小说中都显露出对现实生活的某种不适，这从猫仔高考不第、屡换工作甚至有点桀骜不驯的个性中都可看出来。不过，对来势汹汹的时代潮流，他仍然秉持某种独立的品质。他的性格是最为稳定的，即使一度犹豫彷徨也会很快平静。他最终回归乡村也算是合情合理。由此，猫仔与马文娟的爱情也就充分体现了他与现实生活、爱情和未来的多重纠葛。马文娟大胆、率性、泼辣、能干，敢作敢当敢爱敢恨，这使她更具现代女性的味道，特别是在社会转型时期，她是极具代表性的。她与猫仔沉静、执拗的乡村性格形成了一对矛盾体，这注定了他们将一直处于冲突之中。猫仔与田甜的若隐若隐然而又绵长悠远的爱情，在我看来无异于一曲乡村爱情的田园牧歌。中学时，猫仔曾经赠给即将离开的田甜一首诗，这似乎为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女埋下了一粒情感的种子，直到大学毕业仍然不能让她，从而带着某种期待选择猫仔附近的学校实习。这种爱情是浪漫的。然而，小说又隐现悲伤的情调，一方面猫仔始终难以决断甚至是退缩，另一方面田甜已逐渐流入世俗化。这些都让猫仔的爱情在充满人性善的同时，又散透出一股乡村牧歌式爱情因渐行渐远而纷洒的苍凉。

木锤与梅子的爱情、“暴眼”与秀英的爱情在小说中绝非闲笔，其存在使小说更为立体化和多层次感。说到底，还是人性善恶交锋之后善的胜利，尽管形式不同，通途有异。梅子曾经是木锤恋慕的对象，后因天真或虚荣而被骗失身于恶少季风，怀孕被弃后才让梅子醒悟。木锤在一番挣扎后还是义无返顾地接受了梅子，不仅抵抗世俗的压力，甚至顶撞父母带着梅子远走他乡。

“暴眼”却没有那么幸运，他的爱情可说是个悲剧，甚至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他是猫仔的同学，“杀猪佬的长像，关张的身板”、满口“洒家请你喝酒”的他本来当兵即将复员，也应该会走上人生的坦途。然而他在部队时因与当地一个叫秀英的姑娘相好并致其怀孕而提前转业，这个“错误”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他先是贩麻被骗失败，负债累累，继而操起捡破烂行当，最终还清所有欠债。就是这样一个慷慨激昂、侠气柔肠的男人，却要担受爱情惨败之后带来的代价。不过，他没有沉沦，而是将人生和爱情的失意化作崇高的义举。他先后收养六个流浪儿，虽然对他们语气粗鲁，却是视同己出、关怀备至，读来令人唏嘘不已。特别是冬瓜住院一节，他为了交住院费竟九次卖血，如此外表凶悍的男人却满怀一颗柔软大爱之心。他一有空就为流浪儿讲故事，内容多与秀英相关，他病重和孤独时，秀英就成为他唯一的寄托，实际上他从来就没有忘记那个姑娘。这难道不是一个重情重义充满责任感的男人吗？岂止如此，他还想为流浪儿开办学校，人性善在他身上闪耀着光辉。这让我们想到两点：一是爱情的悲剧没有让他沉沦，反而让他把爱情的伟力转移到善举义举之中；再是作者对这个人物寄予极大同情之时，也有意让丝瓜这个女扮男装的小女孩登场。丝瓜幼小天真的心灵一尘不染，言之凿凿声称长大后嫁给他。生活的苦涩和无奈瞬即归化于童言无忌之中，我们在哑然失笑的同时，也让我们感受到人性的善良和人间的温馨。

在爱情面前，豆子是作为弱者和牺牲者的类型出现的。不能说她没有对真挚爱情的盼望，只是她过于天真无知的性格和一定程度的虚荣，让她在爱情面前屡屡受挫。她分别失身于秦局长和张文革并怀了孕。豆子这一形象在社会转型时期实属典型，只是没有姿意放大，这正符合作者抑恶扬善的初衷。我们对豆子这类人物除了寄予深深的同情之外，也会感叹社会的险恶。

小说对人性善的弘扬还体现在清官形象的塑造上。作者往往将清官与贪官庸官并置，这起到很好的衬托作用。前文已提到这点。村支书庚庆根本就算不得什么官，但他既然在那个位置上，就一心扑在上面。对他的塑造集中体现在为修桥筹款组织几十村民进城掏粪并讨薪半年多这一事件上。他的憨厚、朴实、守信、勤劳、执著、无私等优良品性确实得到得淋漓尽致的体现，我们深受感动的又岂止庚庆的个人遭遇呢？我们看到的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人性善的浓缩。

这部小说中谢长根是个特别显眼的形象。他两袖清风，不亢不卑，不巴结不奉承，这些体现了一个官员清廉的优良品德。然而他的意义不仅在“清”字上，更在于他对传统文化传承的责任和担当上。他在委屈、打击甚至危险面前，从来没有屈服过，他的心里有着坚贞为民为文化的崇高信念。无论是在做文化局局长还是农场书记，他都是一个任劳任怨的人民公仆。他的丰富性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上，我们无法否认这个人物在现实生活中的真实存在。他可亲可爱可敬，也难怪能博得灯盏的心动和对他的牵挂。

再有吴铁头，他的敬业和无私无畏超出常情，甚至觉得他有点怪。生命面临危险，妻子瘫痪在床，这些都不能改变他对党的事业的忠诚和为人的准则。这看上去，尽管有理想化甚至有“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嫌疑，但我们仍然相信这个人物的真实存在和现实意义。作者并未给他贴上高大全的标签，而是赋予他一定的传奇性和偶尔出现的狭隘心理，比如他被绑架差点死于非命，再比如他认死理认定张文革比他父亲更坏（这是机警？还是先入为主的成见？尽管张文革不是好人）。对于一个冒过抗美援朝枪林弹雨的老战士老干部，对于一个数十年生活在共产党教育之下的农村人，对这个形象的塑造我个人认为是完全可信的。

不过，小说对清官形象塑造也有较为失败的地方，比如邓副县长（后来实际上是县里的主政人物）。这个形象过于理想化了，小说写到最后，他几乎成了能挽转时局的关键性人物。当然这个人物有时会大快人心，比如他的偶然出现解决了庚庆半年讨薪的难题，比如他成功解决农场上千人围困县政府的危机和建筑老板的讨款危局，只是其中情节稍显简单化了。小说中有个细节，说的是邓副县长夜间在路上捡烟头，恰好遇见带着几个流浪费儿在河边桥下搭棚栖息的暴眼，他知道晚间有暴雨并可能发洪水于是自掏腰包将他们安排入住招待所，这一节的描述我是持怀疑态度的。姑且不说这事是否太过于巧合，即使现实中真有此类偶合，小说也不必如此处理。更何况让主政一方的父母官有事没事就背手踱步天天在街头捡烟头，这是否有些本末倒置了呢？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该看到，小说作者对清官的期盼和对人性善的热切盼望。小说结尾清官邓大嘴（邓副县长）、谢长根、吴铁头、于长河等人都得到重新任命，贪官都以失意落魄收场，也算是皆大欢喜的大团圆式结局。

三

李犁以编年体式来结构小说，其写作初衷预设了小说的历史和现实意义。从小说的时间开端来看，我们不妨将其看作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变迁史的写照，或者具体为中国农村三十多年以来的突变史。如果真的得以贯彻，那么小说的意义不言而喻。这类小说实际上已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就。李犁这部小说从主题来看，并没有偏离以住的写作指向，甚至走的是老路，毕竟他写的是所熟悉的一切。又有哪个作家的创作能超出已有的生活体验？世界上没有作家能将自己所处的社会和时代一网打尽而不需要其他作家的合奏与共鸣。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认为李犁的写作仍然是有相当意义的。他真诚的写作，不仅是对写作的膜拜，更是心怀社会道义和历史责任感。其与功利式写作是远离的，他的写作不为稻梁谋，而是在有意识地建构文字世界的另一个时空，是对人生时间上的缅怀和空间上的确认，并以期证实生命存在的意义，所以其指向的是文学和内心。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就不难发现这部小说的意义所在。除了众多人物形象的塑造，诗性语言的表达，我们最为欣赏的恐怕还是他对农民命运、农民出路的关注和思考。我们透过小说字里行间和人物故事，能感受到作者对“土地的黄昏”的深切缅怀和无穷追忆。这不仅是表层物质意义上的，更是对人在精神上沉沦以及传统道德之旗能否再次升起和飘扬的沉痛、担忧。

在作者笔下，改革开放初期，农民的生存处境并没有得到实质上的改善；相反，无所适从的农民和倍受煎熬的土地却正面临着又一次考验。一切都难以改变农民悲苦的命运，清官的冒现，那也许只是作者的一厢情愿和浪漫想象。那个在战争中落下残疾，默默无闻终老于乡村的战斗英雄；灯盏的父亲生活无依却到死都甘心为乡邻说书；众多乡里后生女孩前途无望时的挣扎；那些再怎么勤苦也改善不了贫困处境的村民……作者只是在无可奈何地描述着这一切，这一切都在作者的记忆里发酵并在眼下的文字建构中升腾，成为一道道挥之不去、始终萦绕在作者和读者心中的痛。这些苦痛在老支书庚庆身上得以集中表现。在修桥筹款万般无奈之下，他只有带领数十村民进城做别人最不愿意去做的掏粪工，而辛辛苦苦做了一个月却要用大半年时间去讨回那点可怜的工钱。无论庚庆怎样苦苦哀求，工钱就是讨不回来，他觉得无脸见乡亲，只得在外十分苦累地打杂工，外表和处境比乞丐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不是作者有意安排邓副县长及时出现，恐怕老支书就不是拖着病体残躯回乡了。作者在此有意缓解其中矛盾，恐怕是出于多方面原因不得不去将其化解。我们不妨假设，假如邓副县长的车没有撞倒老支书，那老支书是否死在城里也将无人知晓？尽管作者粉饰了这一结果，但永远遮盖不了农民悲苦无依的命运。

灯盏的父亲为乡亲说完最后一次书即与世长辞。其中的隐喻性是十分明显的。这是绝响，是中国传统乡村文明殒落的悲歌与绝唱。因为老说书人的存在，隐喻着古老乡村民风和文化的存在。他的死，注定乡村精神世界的丧失，作者暗中为这一切唱出了一曲挽歌。作者或许一反常态，并没有一味歌颂改革开放的伟大功绩，而是从另一侧面来反映改革开放带来的负面影响。这点难能可贵，寄寓着深刻的反思。或许读者从那些清官或革命干部身上看到这是一部歌颂之作，与很多概念化的主旋律作品并无二致，但我坚决否定。作者在叙述生活中好人的同时，并没有避开揭露和反思。如果看不到这点，那只能说还没有读懂小说。灯盏父亲的死，只是一个预兆。乡村民风丧失的挽歌最主要由年轻的一代来主唱，他们才代表着乡村的未来。灯盏的离乡、暴眼的挣扎、豆子的遭遇……土地改革和市场经济的冲击甚至给乡村文明带来灭顶之灾。年轻一代再也不会在土地上安分守己，世俗常伦早已被以季风为代表的流氓混混肆虐，乡村的宁静被突出其来的改革洪流搅浑洗刷。面对这一切，作者痛心疾首。他并没有觉得改革是历史的逆流，而是痛心改革带来的负面影响。这或许正是我们所处的时代需要反思的。于是对猫仔这个人物做了理想化的处理，猫仔安于回归乡村也就寄托了作者的一种向往。

土地濒临绝境，在“黄昏”之时作者又有何思考？土地问题，在中国现有的历史语境之中是深刻而复杂的。土地制度的变迁，在某种程度上讲，反映了中国几代农民的命运。对于改革开放以来土地制度的变革，作者有着自己的思考。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任何一项政策的颁布与实施都是席卷全国而不可阻挡的，任何人都无法摆脱被卷入历史洪流之中的命运。实际上，国家政策不可能普适于中国的每个角落，在地方执行政策之时更难做到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从而作出有效的调整。比如在作者笔下，农场土地联产承包就未必是理想的土地和农民管理模式。小说最后一章有如此一段话：

费福田又长长地吸了一口烟，说：“邓副书记，我看你官当大了，人还是没有变，我就跟你说实话了。农民的日子不好过啊！种一亩地，各项税费加起来有二十八项，辛辛苦苦忙上一年，到头来什么都落不上，要是遇上天灾，遇上三病两痛，这家人就惨了......”邓副县长抱住了头，沉默了。怎么会是这样？为什么会这样？农民的出路在哪里？

是的，农民的出路在哪里？很明显，作者不可能提出有效的措施，他的无力感只有深深地楔入所建构的文字之中。作为一个在残酷现实面前显得无能为力的作家，只有发出无限的悲吟，独唱那曲或许人人都能听懂的挽歌并透出永恒的希冀，除此无它。一句话，李犁的小说能够形象地反映生活中矛盾的方方面面，能够大张旗鼓地弘扬人性中的真善美，这就足够了。

拉拉杂杂，说得太多了，但仍有意犹未尽之感。执笔之始，只打算写个三两千字，谈点粗浅的想法以当交差完事，不料竟然“洋洋洒洒”写下万言。我不想怪罪自己太过啰嗦，要怪就只能怪李犁的这部作品深深打动了我，我要感谢李犁兄给了我一次酣畅淋漓说话的机会。我盼望早日能读到这部小说的第二部、第三部，并真诚祝愿李犁兄在文学创作这条艰难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越走越旺！

2015年1月29日深夜  写于美国弗吉尼亚大学

（周航：诗人，文学博士，副教授，评论家）

【编辑：黄先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