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生其实就是诗意的过程。
上世纪80年代初,刚踏进大学校门的我不到16岁,懵懂,单纯,又充满梦想与激情。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家乡贞丰县图书馆,看到贺敬之先生的《放歌集》,爱不释手,情不自禁,竟然把书藏进衣服兜里带回家中。
于是,我诗意人生的转折点开始了,简易书架收藏的第一本诗集也诞生了。从此,新华书店便成了我的精神栖息地。渐渐地,我的床头堆满了国内外许多著名诗人的诗集:泰戈尔、普希金、徐志摩、流沙河……学数学的我,竟鬼使神差的对诗歌有着那么一种莫名的渴望与冲动。如饥似渴的我一边阅读一边学写诗歌,与大多数怀揣作家梦的年轻人一样,一边开始了投稿。
1983年,我的一首小诗《山那边,有一坟》在《黔西南报》副刊上第一次变成了铅字。
1987年,我创办了民间诗刊《无名指》,成员有牧之、韦元龙等。那是一个诗歌高温的时代,由于白天上班忙,我就利用晚上,一个人彻夜挑灯编排诗稿、刻蜡纸、油印、装订,累并快乐着。人活着,总得做些有益的事情,担当与参与,也是诗意的过程。
90年秋,《无名指》诗刊在出世6期后,在我因工作调动贵阳而停办。其间,我的诗歌也陆续在《山花》、《花溪》、《芒种》、《青年时代》、《散文诗》、《当代散文诗》、《贵州日报》等报刊发表。那些年,通讯与交通远远不像现在,我与女友天各一方,见面都困难,唯一保持联系的是每周雷打不动的两封书信和每周末定时的一次长途电话。长达8年的恋爱中,我保持着每封信里都装有给她写的一首情诗,这使得两地传鸿的经历,成了我人生中最温馨的浪漫记忆。爱情的过程,本身就是诗意的过程。
90年代中期,我曾一度与诗歌保持了距离,隐逸于世俗的洪流中,一晃就是15年。原以为我这辈子再也不会与诗歌相遇了。事实上,现在看来,诗歌这个曾经温暖我孤独灵魂也纠缠我30多年的精灵,始终影子一样跟随我,不离不弃,也不依不饶。
相遇也是一种诗意。几年前一个春天的夜晚,我又开始走进了诗歌世界。2013年,我把一组诗寄给著名诗歌评论家赵卫峰先生。他读后夸赞诗歌好质量,并调侃说他“以为自己对贵州诗歌是非常熟悉的了,没想仍有高手悄伏。”卫峰先生的评价让我汗颜。毕竟,我离开诗歌多年,对当下诗歌现状已经很陌生了。后来,我又遇到了黄克亚,郭思思,童绥福和很多贵州诗友,他们稳重又率真、低调又豁达,我们一见如故,相聚交流,诗歌的翅膀在良师益友的帮助下重新打开。交流,本身就是一种令人愉悦和催人上进的诗意过程。
2015年5月,风清气爽。在著名诗人李发模老师的安排下,我有幸在遵义绥阳拜见了老诗人贺敬之先生。当我把珍藏多年的《放歌集》请贺老签字时,贺老在扉页亲切写下“郭龙翔同志,高高飞翔”勉励我。当贺老知道我是学数学专业时,又欣然为我写下“心中有数,数中有诗”。这句诗意又睿智的话,可以说概括了我这半辈子的人生历程,让我感慨万分,感动不已。
如今,在命运的水域升降沉浮的我已进入天命之年,想想人生,时不我待!我们不可能延长生命的长度,但是可以拓展生命的宽度和厚度。面对瞬息变幻莫测的生命,也许瞬间就是永恒。每一个人都应该在短暂的人生中,做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让生活随时随地充满诗意。
诗歌于我来说,是美丽而遥远的梦,是内心情感与想象的探索,本身就意味着自己是在独自进行一次生命的实验与冒险。诗歌带给我的是一种感动,而这种感动只属于自己卑微的隐私和广袤的空间。黑暗深处感召我的词语的光芒,是灵魂一直想要抵达的高度。
《风在轻轻吹》是我的第二本诗集。在此,我要特别感谢赵卫峰先生为诗集写序,感谢众多亲朋、好友的关心和支持。因为有他们一路相伴,才使得我的生命重新寻找到早已远去的精神故乡。但愿这本凝聚我心血和汗水的文字,是贵州高原一朵迟开的小雏菊,能给西南炙热的盛夏带来一丝清凉。
马丁·海德格尔曾经说过,“人应该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作为一个诗歌爱好者,我一直热爱着干净的黎明和自由的天空,热爱着苍茫的夕阳和梦幻的远方,热爱着流淌的黑夜和深邃的星空。我永远会为理想王国而苦苦探寻。我,一直在路上。我相信,我坚持,诗意将永不会凋谢。
【编辑:吴茹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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