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之树从这片土地生长——《贵阳三十年文学读本》概说
信息来源：贵州日报    作者：陆青剑    阅读次数：14541    发布时间：2013-11-15

　　核心提示  

　　如果把30年当作时空的一条线,那么在这30年里发生的事件就是一个断面,而记述这个断面的诸多文字,就像一部摄像机那样,清楚地、忠实地把多姿多彩的社会场景摄进一种艺术化的语境之中。当贵阳市的作家们面对这个颇有意思的话题时,心里交织的是感慨、幸福、责任之情。30年来,贵阳的文学发展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汇集、梳理、盘点、总结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印记,显然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经过3年的艰辛努力,人们终于看到了7卷本的《贵阳三十年文学读本》。这套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读本》,共7册250万字,收录了130多名作者的作品,涵盖了小说、诗歌、散文三大体裁。入选作者的范围限定为贵阳市作协会员,以及曾经或现今在贵阳市直属单位工作的作家。我省著名作家袁政谦、戴冰担任总编；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何光渝撰写总序及长篇小说分序；著名评论家张建建、王黔、卢惠龙,著名诗人赵卫峰分别撰写分卷序言。《读本》地方性写作特点突出,这显然为人们凝望贵阳的历史走向、触摸贵阳的历史脉络、解读贵阳的历史表情,提供了一个指向鲜明的认读和认知平台。  

　　镜像  长篇小说自觉直面时代  

　　长篇小说分卷收录的作品有12件,戴明贤、谭良洲、袁仁琮、谢挺、姜东霞等12位作家“悉数登场”。虽说都是节选,但均反映出原作基本状貌。

　　贵阳的长篇小说创作在自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前的近30年间,仅创作和出版过晋庆玉著《英雄的乡土》,1978年上海插队知青叶辛与忻趵合作的《岩鹰》,拉开了贵州长篇小说创作热潮的序幕。到上世纪80年代末,贵州陆续出版了约40余部长篇小说；90年代,约有30余部长篇小说出版。戴明贤的历史小说《九疑烟尘》,可算是贵阳长篇创作的肇始之作。在全国的第二次长篇小说创作热潮中,一批贵阳作家开始进入激情创作状态。具有多年创作经验的作家袁仁琮,先后出版了长篇小说《王阳明》、《血雨》、《太阳底下》、《梦城》等,他在作品中所表现出的知识面的广阔、生活阅历的丰富、由表入心的民族性认同、语言的个性化等特色,在同时期的贵阳长篇小说中显得十分突出。

　　在贵阳的长篇小说创作队伍中,出现了一些令人欣喜的“新面孔”。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新面孔”带来了一些颇有贵阳城市特色的新作。这是一些足以让贵阳人熟悉、亲切、温暖、回味的长篇小说。在谢挺的《爱别离》、林吟《玉兰》中,细心的读者一定会发现,作品弥漫着贵阳城市独特的生活氛围,熟悉的街巷,熟悉的贵阳话,熟悉的城市街景,成为这些作品的独特标签。在众多具有贵阳味道的作品中,一些叙事在反思历史、穿透人性、拷问灵魂、直面时代、直面生活、直面现实方面,具有一定的张力和厚度。较之过去,贵阳的当代文学质量实现了较大的提升。  

　　中篇小说主张叙事姿态  

　　中篇小说分卷收录21件作品,戴明贤、廖国松、余未人、张永龙、王剑平等21位作家,在不同时期为读者奉献了倾情力作。纵观诸篇,除了作为一种历史叙事之外,作品在叙事结构中表现出了对于历史事件的道德评价或者理想评价,作者的“理想在场”也作为其文本显著的特征,在读者面前徐徐展开:余未人的作品《美方雇员》关注中国社会转型时刻的利益冲突或者人格冲突,汤保华的《乾坤鼓》着力表现民间音乐及其场景结构起来的意象,弋良俊的《天都岩奇梦》突显的是久远古老的民俗世相和民俗学镜像,戴冰的《橡胶女人案》将奇异的事件、戏剧化情节乃至极端情绪化场景与写实的社会场景结合起来,谢挺的《沙城之恋》注重平凡个人的生活情态表达,肖江虹的《百鸟朝凤》呈现文化个人在社会发展中的悲剧情态。

　　历史叙事、生活叙事、民俗叙事、传奇叙事是中篇小说卷的基本姿态:历史叙事文本将具有时代记录和历史批判的价值而被读者关注；生活叙事比较鲜明地展开这个时代的情感面貌以及对于个人生活价值的期待；民俗叙事则体现出一种指向“草根文化”以及本土文化价值重建的诗学努力；传奇叙事蕴含着更为直接的对于我们时代的置疑和批判。评论家张建建在分卷序言中写道,这些作品“总是应用诗学的方式去传达我们时代的情绪与境况,它们由此而建构起一种我们时代更为强烈而有效的诗学文本镜像”。  

　　短篇小说强调审美意义  

　　34件作品汇集而成的短篇小说卷,可以说是32位贵阳作家的集中亮相。

　　贵阳短篇小说创作兴起于上世纪初,骞先艾、寿生、谢六逸、弋良俊、戴明贤、余未人、刘荣敏、谭良洲、袁仁琮、廖国松、孔令华、何筑光、和国政、杨兴成、张永龙、汤保华等作家相继走上历史舞台,取得了丰硕的创作成果。

　　贵阳短篇小说的发展壮大,主要从1980年左右开始。撰写该分卷序言的作家王黔说,自1980年以来的贵阳短篇小说,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前10年算一个高峰期,中10年算一个平缓期,后10年算另一个高峰期。1980年至1990年左右,是30年代和40年代两个年龄段作家短篇小说创作的高峰期。这批作家为数不少,在该分卷收录作家中,占到几乎一半,他们大多在全国有一定的影响。

　　1990年至2000年左右,以袁政谦、黄晓延等为代表的50年代年龄段作家开始步入创作的成熟阶段。从这10年的中期开始,一批新生力量开始展现才华,成为贵阳小说乃至贵州小说重新崛起的主力。这批新生力量,主要是以戴冰、谢挺、姜东霞、杨骊、刘盈盈、王剑平、姚胜祥、黄冰等为代表的“贵阳青年作家群”。他们从1990年左右开始写作,经过几年的勤奋耕耘,在上世纪末开始迸发出与众不同的光芒,成为引领贵阳文学发展的重要动力。

　　从2000年左右开始的这10年,无疑是贵阳短篇小说的又一个高峰期。“这个高峰期与前一个高峰期在短篇小说的审美意义上有质的不同,作品的文本性、独立性和多元性更为明显与突出。”王黔说。  

　　散文随笔突出地域情怀  

　　169篇作品组成的散文随笔分卷,洋洋洒洒,纵贯南北西东。在谢孝思、廖公弦、戴明贤、龙忻成、刘燕成等作家的笔下,贵阳及至贵州这片土地的景象,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生活故事,行走在这片土地上的情愫点滴,都成为美丽的文字感动着读者。与小说卷不同的是,该分卷的作品展现的都是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真实的、具象的情感画面,即便作品的笔触探伸到贵州以外,作家的土地情怀都是不变的。

　　散文随笔卷无疑是贵阳新时期散文创作的一次检阅,近70位散文作家,浩浩荡荡,风格各异,组成了一个绚丽多姿的文学方阵。在这个方阵中,老中青三代人或白发红颜,或青丝飘扬,分享生活赐予人们的情意和温暖。老一辈有文笔深沉、恬淡、至情至性的戴明贤、袁仁琮、廖国松等,中年实力派有戴冰、王尧礼、周西篱、周之江、杨宛、魏荣钊等,灵性十足的“80后”女生如许金玲、赵炜玮、胡海琴等,她们的文字富有文采,颇具哲思和底气,尽显掩抑不住的活力。作家们挥洒自如,显现一种全新的时代语境,预示贵阳散文创作后有来者。

　　入选散文随笔分卷的作者,都是贵阳地区的作家,对贵阳有着深深的故土情结。从余未人、弋良俊、禾木、王剑平、林吟、杨骊、林杉、李放眉的笔下,读者看到了一个可爱的贵阳。撰写分卷序言的作家卢惠龙说,贵阳作家们对故土贵阳的集体记忆,并不是寻求安全的温床,而是时刻照亮内心的灯盏,使生命怀了热爱,怀了温婉,随时处于出发状态。  

　　长诗短歌追求个性思考  

　　诗歌分卷将44位诗人的佳作集纳在一起,凝成了一部激情飞扬的交响诗。从一首首诗作中,读者可感知到王蔚华、叶笛、南鸥、西篱、黑黑、海嫫等诗人的情感世界或丰富深沉,或潇洒飘逸。诗人赵卫峰在该分卷的序言中说,“当我们以点代面地回顾和勾勒一个城市的语言轨迹与抒情概貌,是对特定区域30年的诗歌记忆的粗略梳理,是对一个息息相关的地方的理解与重识,是对茬茬如山如石的诗者的回望与致意,更是期待。”

　　按照赵卫峰的分类,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贵阳诗歌生成迹象总体可归为三个阶段:一是“以山水田园诗为主的乡土抒情”时期,属传统文化背景下新诗“归来”的初始时段；二是社会转型期及其影响下的多元共生、同源多流阶段,在对思想文化情况的观察和对时政环境的估量中,它与全国性诗潮呼应,可谓为“以意识形态抒情为主的多样表达”时期；三是世纪之交后至今的“城市化、数字化环境中复合抒情时段”,其“诗意”随时随地和随意,主题及题材泛化,语言与形式更受重视,诗歌功能多样散发,人的发现与表现在更宽阔的审美与艺术化时空里自在纷纭。

　　在自然地理文化背景下,乡土抒情传统及其变异纷呈的枝节显然是贵阳诗歌最为“粗重”的主要旋律。赵卫峰认为,与生俱在的环境自然要成为贵阳诗歌特有的精神背景,并被热忱真诚的诗人持久颂唱,同时也塑造着一代代诗人的朴素、真实和对本土环境的实感真情。  

　　团队话说《读本》  

　　何光渝(省文联原副主席、省文史馆馆员,《读本》总序作者):从近30年贵阳文学创作的整体状况看,已经有相当多的作家表现出对区域文化进行阐释的自觉冲动。当然,在不同时期,这种阐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其中一些较为优秀的作品,主体意识和创造意识都很强,没有被动接受区域文化的影响和制约,而是主动对它进行整合、提炼,从中升华出区域文化的精神；作品中有自己对生活、对人与人生、对社会的独立独特独到的观察、思考和价值判断,有原创性的发见和富于想象力的艺术追求,追求一种哲学的高度和思想的深度。

　　回望贵阳文学30年历程,不仅要评价既有的成就,也需要关注其曾经出现过的种种契机,更要寄期望于未来。改革开放30年来,较之以往,文学的确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度,有了文学意义上的、更加广阔的翱翔空间。对于文学写作者而言,还有什么比这更宝贵的呢?

　　戴冰(省作协副主席、贵阳市作协主席,《读本》总编之一):30年来,贵阳的文学状况可以用“异彩纷呈”来形容。上世纪80年代初期到90年代中期,一批对文学本体进行思考与探索的中青年小说家与诗人,为贵阳文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在贵州“乡土文学”的主流背景上成为贵阳“城市文学”群体的先声。我们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萌生了编辑《贵阳三十年文学读本》的想法。

　　在编辑这套丛书时,我们采取的是“编委选人+作家选文”的编辑思路,这和以往由编者按照自己的评价体系遴选作者及其文本的方式有很大不同,因为“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一个作家最清楚他自己作品的得与失,由他们自己选文,是充分尊重作者对自己作品的艺术评价。

　　这套丛书的所有编辑和序作者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对贵阳30年的文学历程非常熟悉,所有的编辑和序作者,事实上都是30年来贵阳文学的亲历者、参与者或者研究者,他们的经验、记忆与评价,不仅是这套丛书得以完成的前提条件,也是贵阳文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宝贵财富。《读本》对贵阳的文学史勾勒出了一个粗略的轮廓,为后来的读者和研究者提供了一份比较集中和成系统的地域性文学文本。

　　汤保华(省作协原主席、贵阳市文联党组书记,《读本》长篇小说卷主编):贵阳市的长篇小说创作,经历了从少到多、从弱到强的过程。新中国建立以来,贵州省与文化强省比、贵阳与许多省会城市比,我们的刊物数量和出版力量长期居于下风。因此,本省作家只好择易而行了。

　　贵阳长篇创作虽然出道较晚,但不等于我们的水平就低。读读这些长篇,你会发现,无论是老作家还是年轻作家都有相当的底蕴,其中有两三部是堪称佳作的。我本人主要是写短篇,也写过四部小长篇,也有了写长篇的体验。比如作品架构,长篇比短篇自然要难得多。这好比造高楼与修平房,使的力、用的量,高楼难。

　　张永龙(贵阳市作协原副主席、《读本》中篇小说卷主编):编辑中篇小说的旧作,就像是在看一张张“老照片”,对于熟悉这些“老照片”的我来说,更多的是一些惆怅。《贵阳三十年文学读本》,则是这些“老照片”汇编成的纪念册。当年,我读鲁迅、沈从文、茅盾、张恨水的作品,也有种看“老照片”的感觉,黑白灰的,没有阳光感。我们贵州也出过不少好的作品,我却没有认真读过,并非是我对它们有什么想法,而是很难见到贵州老前辈们的书。编辑中篇小说的时候,我幻想着,将来会有人饶有兴致的读,而且读出我们现在都没有的感受来。

　　和国正(贵阳市作协原副主席、《读本》短中篇小说卷主编):入选这部短篇小说卷作品的作者,大多是我的师长、同事和因文学结缘的朋友。以我对他们的认知和了解,这批人在文革动荡的岁月还偷偷潜心读书,良知让他们忧患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厄运更使人珍惜并懂得人性关怀。特殊的历史条件造就了贵阳这批作家,他们生活积淀扎实,文学素养深厚。因此,文革结束后贵阳的文学创作才会那样成就斐然。这卷读本,是贵阳文学人经历了文革苦难洗礼后精神升华的产物,是他们以诚挚的情感给改革开放这个大时代的一份厚重献礼。

　　王剑平(贵阳市作协副主席、秘书长,《读本》散文随笔卷主编):《贵阳三十年文学读本》进入实际操作阶段,工作很琐碎。最难的要算确定人选,开了好几次编委会,最终确定了入选的大框架,我又查阅了创刊以来的《花溪》杂志,了解各阶段贵阳文学创作的“熟面孔”,尽量对大“框架”进行补充。

　　盘点贵阳30年来的文学创作,其成就真可谓激动人心。贵阳作家创造了许多“高度”,如戴明贤,仅近两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就为他出了好几本新书,有的甚至再版发行；当年汤保华曾创下全省作家《人民文学》杂志发表作品数量最多的纪录,至今仍无人超过；时隔这么多年,著名作家韩少功、方方等仍然记得张永龙和他的《黑豆队长》,当年的《小说月报》曾多期连续选发他的小说；中青年作家中,戴冰在《文汇报》开设个人专栏,是贵州省目前惟一的一位。

　　廖国松(《花溪》月刊原副主编、《读本》诗歌卷主编):近30年,是贵阳诗歌创作变化最大的30年,尤其是在艺术表现手法上,可以说是经过了一次蜕变,其“前卫”程度,让很多过去习惯于传统表现手法的诗人们一时不知所措。这其中,有的仍然坚持自己昔日“田园牧歌”似的审美意向,有的人则开始“朦胧”起来,以适应时代的变化。而年轻一代的诗人们,则是这个潮流的弄潮儿,成为新一代诗歌创作主力军。于是便形成了这样的局面:开始10年,是传统与“现代”并存,而后20年,几乎全是“现代诗”的天下了。

　　诗歌卷所选的都是各个不同时期代表诗人们的作品,以展示贵阳近30年诗歌创作的发展和演变的脉络,当然,也是有意突出新一代诗人们在表现手法及对诗歌本质的理解和探索。

　　谢丹华(贵州人民出版社总编室主任、《读本》责任编辑):《贵阳三十年文学读本》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内容丰富。时间跨度长达30年,体裁有诗歌、散文、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作者从90多岁的李麦宁老先生到“90后”的蒋在,所选内容均为精品力作,质量较高。

　　二是形式新颖。读本汇聚极具实力本土作家的美文力作,以选本的形式呈现,让读者用较短时间就能了解贵阳30年来文学创作的进程、发展和变迁,让人耳目一新。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该套丛书的总序和分序如画龙点睛提升了该套丛书的品位,实为广大文学爱好者提供了一份饕餮大餐,十分过瘾。

　　三是经济建设离不开文化建设。《读本》出版给予我们的启发在于,思考如何以更多更丰富的形式去挖掘整理本土厚重的文化资源,传播正能量,加强意识形态建设,作为一个出版人,不仅责无旁贷,而且也是一项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工作。

　　【编辑：黄先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