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圣非怪，光明磊落——朱穆伯
信息来源：本站发布    作者：贵州遵义 陈守刚    阅读次数：17011    发布时间：2025-04-12

长期研究历史文化，被誉为黔北文化旗手的曾祥铣先生在描述朱穆伯这位清末出生的老学者时这样说：“‘朱大圣人’虽为戏称，朱先生倒确有几分圣人气概：作为贵阳教育界曾被称为‘三怪’（田君亮、李俶元、朱穆伯）之一的人，在某些场合也有奇言怪行。怪在形骸，圣在灵魂，似圣非怪，心地光明——这就是传闻、史料在我心目中塑造起来的朱穆伯先生。”朱穆伯是近代遵义历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

朱穆伯原名绶纶，亦名毅，1895年生于贵州遵义新城棉线街。上世纪20年代就读北京大学，他的老师是章太炎的门生黄侃，其孤高傲世的性格，博学精研的精神，颇受黄侃的影响。他对蔡元培先生办北大的工作作风，经常对人津津乐道。蔡先生对于教授学者们，只要持之有理，言之有故，均表示欢迎，同意在北大讲学授课，所以有胡适之、陈独秀这样一批从事新文化运动的人；也有精通英文，却留着辫子，穿着长袍的复古派如辜鸿铭之流。朱穆伯受北大学风的熏陶，对于古今中外图书，凡能得到的都要浏览，有的还要精读。他也喜欢鲁迅的作品，认为鲁迅的小说和杂感之类，既受了西方和日本文学的影响，也是从《左传》、《史记》这些著作里学到的高明手法。在北京大学攻学期间，师承章太炎、黄侃，深得器重。胡适上中国古代哲学课时，提出诸子之学不出于王官之论，朱穆伯作《驳诸子不出王官论》相诘。章太炎奖其敢发前人所未发；黄侃称其文有阳刚之气。因此名噪北大。朱穆伯在北大深受新文化运动影响，心中笃定要传播新文化。毕业后，执教于天津南开大学，因个人性格孤傲，竟说：“中国只有两个半文人，一个是章太炎，一个是鲁迅，还有半个就是我。”狂言不断，又敢于对抗校长，笑骂军训教官，不久返回遵义。正值黄齐生任遵义省立三中校长，受聘任文史教师。与黄齐生配合，传播新学白话，培植新风。此年，黄齐生被省主席周西成迫走，朱穆伯亦辞职到贵阳省立一中任教。由于性情刚毅，针砭时弊不留情面，届满之后，学校不敢续聘，因此赋闲于家。在家闲不住的朱穆伯，关心家乡的教育事业，先后出任私立豫章中学董事及遵义高级中学筹建委员，后又到遵义师范学校和县中学教书。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朱穆伯对国民党政府的消极抗日极为不满。一次，到遵义体育场参加群众大会，当众痛斥当局“党不挡，政不正，法不罚”。遵义当局对其无奈，反欲利用其在文化教育界的影响，拉其加入国民党。贵州省党部派原颇为其器重的学生当说客，朱穆伯说，“我不是没同你们说过，君子不党，鸟兽不可同群。你请我入国民党，岂不是同我开玩笑！”说客饶舌加劝，朱穆伯骂道:“你小子侮辱我，再不滚蛋，我要用脚踹你了!”1935年1月，红军长征进占遵义。据张震、李维汉、贾拓夫等人回忆，1月9日，共产党人毛泽民与徐老(徐特立)一道“到遵义知名进步人士刘伯庄、赵乃康、朱穆伯、余选华等家中造访做统战工作。朱穆伯对红军的政策颇为认同，在他和赵乃康的影响下，遵义城中乡贤都聚集起来和红军指战员深入宣传党的政策，支持红军发放苏币，遵义城中很快稳定平安，许多听信国民党反宣传离家的也返回城中，城乡出现一片物价稳定、买卖公平、市场繁荣的景象”。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立浙江大学迁入贵州遵义、湄潭办学，经陈剑修教授推荐，朱穆伯入浙江大学任教，兼任图书馆馆长。1944年秋，任国立贵州大学中文系教授。

朱穆伯在北京大学深造，见多识广，深知基础教育和行为习惯养成的重要性，常教导学生要高处着想，低处着手，循序渐进；要精读名家名著，由博而约；写诗作文，要有书卷气，脱尽市井俗气，书卷气犹如人的浩然气，浩气无存，正气不中；亦重品德教育，常说：“文人最重品德。没有品德的人，就没有高尚的灵魂，也就写不出好的文章。”讲《离骚》时，说：“我讲《离骚》，是为愿意听的人讲的，那些只为混文凭作官而读书的人，可以出去，我不打他的缺旷。”

据早期共产党人杜龙源回忆：朱穆伯在遵义县立高中讲《满江红》《卖炭翁》《红线毯》《阿Q正传》《报任少卿书》等作品时，总是满怀激情，有时低吟浅唱，有时慷慨激昂，反复讲其精髓，颂其志节。还常邀三五同学，闲游漫谈古今中外，治学治国之理，启发学生心智。

朱穆伯对音韵学、训诂学、诗词均有研究，十分自负，乡人戏呼为“朱大圣人”。朱先生的七绝《赠弟子》一诗颇有代表性:

纷纷易过百年身，举世几人识道真。

力去陈言奈末俗，可怜无补费精神。

朱穆伯曾在贵阳一中执教时，与田君亮、李淑元、刘敬常等知名教师交情甚笃，常因讨论学术问题而互不相让，竟至撩衣挥拳，气平后又复好如初。贵阳人戏称为“四怪”，其实也是文坛四君子。朱穆伯在贵州大学和贵阳一中教历史和伦理学、西洋史，他教西洋史全是用英文本。他在课堂上敢于评议时政，抨击权贵，故有“朱大圣人”之称。有一天，省主席王家烈去视察学校，校长王从周在教务室摆起茶点，等教师下课后来听王家烈讲话。朱穆伯回贵州时，王家烈还没有当上师长，是周西成、毛光翔先后离去后，才继任省长兼二十五军军长职务的。朱进入教务室，走到王的面前，用手抚弄其头及下颔，讥讽地说:“绍武(王的名号)，你来干什么?”王校长强作不介意地说:“穆伯，你还是当年那样的老脾气。”就这样无可奈何地敷衍过去了。

国民党蒋介石的中央嫡系部队于1935年入贵阳时，朱穆伯已回到遵义。一般中学的校长怕他骂人，不聘他任教，一时生活困难，只得把部分藏书廉价出卖，换几个钱维持生活。其实，当时中学里的高年级学生还是很希望他去讲课的，也希望其学生余正邦去讲课。后来，由于校长聘了一位曾任国民党贵州省党部书记长的人作教务主任，自然不聘请朱、余二人。因此，1935年秋天，为开除两名学生爆发了罢课事件。由此可见，朱穆伯在青年学生中的影响是比较大的。据张震将军回忆，1935年1月9日，共产党人毛泽民与徐老(徐特立)一道“拜访遵义知名进步人士，到刘伯庄、朱穆伯、余选华等家做统战工作，几位乡贤听了红军的陈述后，颇为认同。便与红军指战员一起在城内深入宣传党的政策，遵义城乡出现一片物价稳定、买卖公平、市场繁荣的景象”。

1936年，朱、余二人均在遵义师范任教。11月间，国民党逮捕了几个地下党员和一些教师、学生，朱穆伯不顾一切，勇敢地奔走于各界人民之间。在一次集会上，他慷慨陈词，要求释放所有被捕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