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度作家奖】猎鼠（外二篇）
信息来源：本站发布    作者：    阅读次数：13255    发布时间：2015-11-01

作者：陈贵均

陈贵均，60后，汉族，大专文化，贵州省毕节市人，中共党员，1990年9月参加工作，现就职于中国化工集团下属的贵州水晶有机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任公司企划宣传部部长。本人先后从事过工人、团委干事、公司新闻中心主任等工作，自1998年从事文学创作以来，先后在公司《贵州有机报》和原《清镇报》《贵阳青年》《信息早报.化工专刊》等发表散文、诗歌等作品。现为清镇市作协、贵州省作协会员。

我居然败了，败给了一只老鼠。自认晦气的我，好一阵想不通。

那场“战斗”发生在2014年元旦节的晚上。推开办公室的门，我惊讶了，中午好端端放在烟缸里的果皮，居然满地都是。第一反应，有老鼠。

这家伙在哪里呢？带着疑问刚落座办公桌前，一个小黑影突然从柜子后面窜出来，直奔墙角的沙发底下去了。我不禁大喜，“你终于现身了，看我的”。赶紧从门外取下扫帚，摆开决战的阵势。

这家伙很是机灵，我挪动沙发的瞬间，它一下子窜回了柜子后面去了。我怒了，费了好大的劲将两个柜子挪开。这家伙跟我玩起了捉迷藏，哧溜又窜出来了，追赶中我连续拍打了几下，扫帚棍子都被打折了。顿时，这家伙一动不动躺下了。当我准备庆祝胜利的时候，戏剧性的一幕让我始料未及。这家伙猛一抬头，用跨栏的方式越过了横在它面前的另外一根棍子。

这厮诈死，让我的愤怒到了极点，索性脱掉外衣，提着手中剩余的一截扫帚棍子，跟这家伙在不足十平米的屋子里展开了追逐战。最终，我疏忽了窗台的缝隙，这厮带着轻伤从那里捡回了一条命。

没有获胜的我竟然感觉疲惫。立在窗前长长舒了几口气，面对窗外的万家灯火，脑子里回想起了同样跟老鼠有关的往事。

我结婚时，那会还有分房的福利，我很自信地认为，凭着自己的工龄，还有这样那样的荣誉，结婚分房是没有问题的。而问题真的发生了，从来不溜须拍马的我，最后到结婚时，租房结婚的现实，至今想起来觉得一直对不住妻子。

转眼婚后很快到了深秋季节，排队分房一直没有“喜讯”，怀着身孕妻子总唠叨，总不能让孩子生下来还住这筒子楼。一天夜里，为房子的事，我们争执了很久，我从苦闷变成了赌气。“我没有本事，那我走”。撂下一句话我转身出了客厅（其实就是卧室跟客厅同一个屋）。

关上门，我并没有走，准确说我是坐在过道里，考虑到底是走出家门还是冷静下来，向妻子收回自己刚才的话。就在手中的香烟快要燃到过滤嘴的时候，一只老鼠从过道的小门窜了进来，正享用邻居小孩晚饭时洒落的饭粒。“如果老鼠进了客厅，如果吓着了妻子，那可坏了”。容不得多想，丢掉烟头我操起厨房后的一根木棍，精准地击中了老鼠。而此时，妻子也许是跟我争执的疲惫，早已熟睡。

决定回家，我打开了房门，轻手轻脚地在沙发铺成的“小床”上躺下。想起那只被“击毙”的老鼠，竟心生怜悯。我觉得我应该感激那只老鼠，它的出现，让我做了一次正确的抉择。

从回忆中拽回思绪，看着办公室的一片狼藉，我顾不上收拾残局，以最快的速度，回家。

带着感恩前行

想来，人之所以高级，就在于因为我们带着情感在人世间上路。一路上，爱与被爱，让我们泪流满面，刻骨铭心。因为有着感恩的情结，我们才有了前行的力量。

写下感恩的话题，我便想到了母亲。母亲离开我们已经4年多了，可母亲的音容笑貌依然深刻在脑海里。房子可以不大，饭菜也可以简单，有母亲的日子，家是那么温暖，有母亲的日子，心里是那么踏实。

一生节俭的母亲，很少为自己，即使到我们成家立业了，她总是对我们都还放不下心。在家里，我排行老三，还有一个弟弟两个妹妹，我是结婚成家最晚的一个。母亲没有工作，跟父亲就靠着微薄的退休金在小县城里生活。日子不宽裕，却很温馨。就是在那样的生活条件下，母亲将多年省吃俭用攒下的五千元，用来为我的小家添置了几样物件。

成家后，我们三口之家日子过得很普通，甚至是有些清贫的。我们却很想让母亲来自己的家里住一住，而这却成为我和妻子一生的遗憾。每次我说让母亲过来时，母亲总会以这样那样的理由推脱。我知道，那些理由是母亲找来的“借口”，母亲是不想给我们的生活增加一丁点负担。

母亲腿脚不好，但每次只要我告诉母亲，说我要回家的时候，母亲总会端上木椅子，坐在楼前的空地上。即使是雨天，她也会在楼道里坐着，或择菜、或选米，遇上邻居出门，母亲总会热情地跟人家打个招呼，然后会说，今天我家老三要回来之类的话，也从来不管邻居是否感兴趣这样的话题。母亲那个时候，想的是第一眼看着自己的孩子，从小院子的大门口出现。邻居也都习惯了，只要看到母亲这样，他们就知道是我们子女中某一个今天要回来了。

得知母亲病重的消息，我急匆匆赶到医院，尽管医生用很专业的术语解释着治疗的过程，并一再告诉我们，母亲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守在病床前的我，看着病重的母亲，我还是希望，这一天能晚一点、晚一点、再晚一点到来。甚至希望这一切是医生的误诊，母亲应该没事，让我抛开一切，就这样守着一辈子操劳的母亲，守着给我生命的人。

而今，再回家，母亲再也不会出现在楼前了。母亲离开后，每次回去，我的目光总会在过去母亲常坐的那个地方停留一会，空空的院落里，只有风吹过时树叶的沙沙声。

窗外细雨蒙蒙，又到了清明。母亲，您在另外一个世界里，可以安心，而我，将带着感恩的心前行。

那年•那月•那些事

思来想去，还是不知道该怎样给笔下的那些日子弄一个较为贴切的标题。曾记得巴尔扎克说过，苦难是人生的老师。我所经历的，其实说不上是苦难，只是身为60后的我，成长环境有些特殊，也就有了下面的故事，略有苦涩却回味浓厚的故事。

打猪草

生活在矿山，说是出身工人家庭吧，也只是父亲每月有着那么一点微薄的工资，拖拉一大家子（爷爷、母亲跟我们六个孩子）。说是农民家庭吧，可我们种的地除了临近村寨认的亲戚相送外，大部分是父亲带着我们一家人，用南泥湾精神开垦出来的。相比村寨农家孩子来说，除了种地、喂猪跟农家孩子相同外，在我们身上，又多了一些厂矿孩子的“优越感”。我就是在这“似工非工，似农非农”的家庭中长大。

那时喂猪绝对不会添加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是自己家种的玉米混合着猪草养大的。除了种地外，打猪草便是我常干的活。矿山人家几乎家家都养猪，附近的荒山坡地里，就很难打到猪草。于是，需要走上一个小时，去离家稍微远一些村寨农民的庄稼地里。

我和弟弟最爱去的就是大塘坝。最爱去那里，不是因为那里猪草多，而是因为那里有几条小河沟，我们惦记的，是沟里的小鱼、泥鳅。

除了镰刀，每次出去打猪草，我跟弟弟都会带上一个罐头瓶子，那就是我们的渔具了。每次先是沿着田埂，东一把、西一把将水芹菜、剪刀草等收到背篓里。田埂上、小河边都走了一遭后，接着转战到半坡上的玉米地里，一阵忙活，各自有了半背篓猪草垫底后，我们下河了。

小河沟最宽处不到两米，我们会选宽度跟背篓口尺寸接近的河段且不深的地方下手。太宽的地方，鱼会从两边缝隙溜了，而水太深，背篓下去后，不能沉到底，鱼会从背篓底部漏网。有过一次遇到水蛇的经历，本来就胆小的我，后来每次捞鱼，都是弟弟穿着裤衩下河撵鱼。我手扶背篓的肩绳，把背篓稳妥地安放在沟里，弟弟双脚在沟边的水草里来回划拉。水被搅浑的瞬间，几条小鲫鱼被惊扰后乱窜，有的逆流游走，有的慌不择路，闯进我们布下的“陷阱”。

“起，快起。”弟弟的话音刚落，我本来弓着的身子，一下提起背篓，恰到好处。这一“起”是最关键的一环，起早了，鱼顺着水流跑了，起晚了，鱼碰到背篓底部后又会折返回去。这次不错，除了三条泥鳅、五条偷嘴鱼外，收获了四条小鲫鱼。

时间用在捞鱼上了，打猪草也就磨了洋工。为了掩人耳目，不被沿路的人家看到背篓里仅有垫底的猪草，说我们偷懒，失了面子。这个时候，先将猪草倒出来，用树枝斜衬在背篓中部，再把猪草弄回去，原本只有半背篓的猪草一下子“长高”了不少。路上遇到熟人，我们还会故意挤眉眨眼，做出许多费劲的表情来。

忆三舅

我跟三舅是没有血缘关系的。三舅叫吴维喜，因与母亲是同乡，字辈也相同，打记事起，母亲就让我们叫他三舅。

三舅相貌很特殊，这也是让我对他记忆很清晰的缘故。当年有一个家喻户晓的电影《渡江侦察记》，三舅跟电影中的解放军班长吴老贵，说得上是“双胞胎”，一脸络腮胡子，喜欢喝酒，矿上的大人们也就给他起了“吴老贵”的绰号。

三舅是矿上食堂的炊事员。除了舞动锅铲炒大锅菜外，三舅还会杀猪。因为这点本事，隔三岔差五能从杀猪的副业中，不仅让自己弄一肚的肥肠子，兜里也经常多个十块八块的。

平时跟三舅见面是在食堂。学校离家远，中午是不回家的。父亲会给我们买好饭菜票，书包里除了书本外，多了一个铝制的大号饭盒。

食堂窗口有6个，中午吃饭的除了那些穿着工作服的大人外，剩下的就是我们这群吃不饱的孩子。至今，还记得那时候食堂师傅们盛菜的场景。一个大盆子里，最初师傅握着勺子，很是用力地一下子进去，满满的一勺子菜起来。这个时候，你要是满心欢喜，那就错了。后来的动作很有意思，每个师傅都是如此，他们好像患有风湿病一样，就在菜要装入你饭盒的时候，他们的手就抖个不停，最后到饭盒里的只有三分之一了。三舅后来道出里面的秘密，也就是假象的欺诈。有舅舅与外甥这层关系，我每次打饭都要先凑到跟前，看准三舅在哪个窗口，然后老实排队，因为我知道，三舅只要见到我这张小脸，手抖的毛病即刻“痊愈”，我的饭盒自然满满的。买回饭菜后，坐在“跃进桥”边水泥墩上，一边有滋有味的品尝，一边听着广播里刘兰芳的评书杨家将，很是享受。

三舅很喜欢我们，也许是因为我们比他家的孩子学习成绩好一些的缘故。每年过年，三舅来看望母亲，吃罢酒菜后，用手在胡子上擦上几把，解开上衣兜纽扣，不慌不忙地掏出早已准备好的压岁钱，挨个发给我们。五毛钱，而且有那么几张，皱皱巴巴的。接过三舅的压岁钱，我大多会直奔家门口不远的小店，炮仗和糖块带来的满足感够回味好几天。

退休没几年，患了肺癌的三舅走了。在那个世界里，他还会把挣扎狂叫的猪卖力地摁倒在案板上，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吗？还会围着熏人的炉火，翻炒那诱人的大锅菜吗？

对于三舅的深刻记忆，除了“吴老贵”之外，就是他的大锅菜，还有那能嗅出油盐味、印着纺织女工图像的五毛纸币。也许，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爆米花机

一大早，我就被市场口爆米花机的炸响吵醒了。我没有太多抱怨，因为我曾经侍弄过那玩意。随着家境的好转，后来，父亲将爆米花机送给了一个亲戚。

八十年代初期日子过得艰难，父母还算有经济头脑。除了跟人合伙做面条外，父亲从一个远房亲戚那里弄来了爆米花机，火炉子、风箱、椭圆肚子的黑锅。大哥是这爆米花机最早的主人，从待业到后来顶替父亲进矿上，从两毛钱一锅，到后来五毛、八毛，大哥手摇着爆米花机，让几个弟妹的学费和午饭有了着落。

秋冬季节是爆米花机最卖力的时候。村寨秋收后农闲了，加上那时谁家有个大事小情、婚丧嫁娶的，很少有人家的酒桌上有瓜子花生，爆米花就是餐前的小吃了。遇上办事的人家，一般都会来上几锅，用两个大口袋装着，扛回家招待客人。到了腊月，爆米花的生意更好了。随着第一声爆米花的声响后，一群小孩叽叽喳喳，追着捡拾漏出的米花，滚烫的米花在冻得红彤彤的小手里跳跃

周围人家大人、小孩就会陆续用簸箕、瓷盆抬着玉米来了，条件好些的人家，会弄些糯米爆米花。我跟弟弟分工明确，他摇黑锅，我捯饬风箱。队伍在我身后排得老长，秩序很好，没有人插队。他们知道，即使到了天黑，我们也不会让他们失望。

爆爆米花是有些技巧的。首先是压力表要准确，二是玉米水分不能高，三是摇动黑锅要顺时针和反时针来回转换。爆出的爆米花根据喜好，可分为满花、半开、哑子三种。时间放得长一点的是半开和哑子，工艺较为复杂的是哑子。在压力足够爆开玉米时，起锅，慢慢松动气盖上的螺杆，卸掉三分之一的气压后，拧紧螺杆，迅速移到用竹子编制的箩兜口，用麻布袋子捂住，一只脚踏上去，赶紧侧身，套筒用力扣动气盖与锅体相连的“扳机”，嘭的一声过后，香气扑鼻而来。

腊月里，我们走村窜寨要忙活好一阵。身板略比我壮实的弟弟，每次出去，我在前面，弟弟总会将扁担上的绳子多挪到他那一头。山间小路上，见证了兄弟深情。

对于没有更多闲钱的村寨农家，我们当时用三种方法解决支付问题。一是爆米花机摆放在谁家院子里，我们就免费给这户人家来两锅，同时解决午饭问题。二是用玉米和大米兑换。三就是鸡蛋兑换。每次回来的时候，担子都会沉了许多，顶着寒风回到温暖的家里，晚饭的饭桌上，也就有了母亲做的炒鸡蛋或鸡蛋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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